第一，題材是嚴格分類的，而且主要以社會群體的政治生活為考慮範圍，如工業、農業、軍隊、學校等。個人的日常生活不在考慮之列。
第二，不同題材的類別有主次、輕重之分。比如說，工農兵的生活就比知識分子和小市民的生活重要；政治鬥爭就比家務事、兒女情重要；共產黨的革命歷史就比其他社會歷史重要等等。
革命現實小說
革命現實小說是泛政治化時期最受國家重視的文學作品。這類小說是以歌頌新中國的國家建設為主題，以反映工、農業生產和鬥爭生活為主要內容的作品，主要分為以下兩大類：
1.
反映城市工商業生活的作品：重要創作包括長篇小說如《鐵水奔流》（周立波）、《五月的礦山》（蕭軍）、《百煉成鋼》（艾蕪）、《上海的早晨》（周而復）、《乘風破浪》（草明）等。
2.
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主要創作包括長篇小說如《三里灣》（趙樹理）、《山鄉巨變》（周立波）、《創業史》（柳青）等；中篇小說如《李雙雙小傳》（李準）、《鐵木前傳》（孫犁）等；短篇小說如《登記》、《鍛煉鍛煉》（趙樹理）等。
上述兩類作品都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主要創作方法，力求展現國家建設的宏闊畫面，反映新中國無產階級的精神風貌。相比之下，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數量最多、成就也更高。這個時期產生了以柳青為代表、具有史詩氣度的農村小說《創業史》，還形成了以趙樹理為代表的一個重要文學流派，那就是山藥蛋派。下面將要深入介紹書寫農村題材的作家和作品。
柳青《創業史》
在泛政治化時期，佔據大陸文壇主流地位的是大批來自解放區的作家。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描寫農村生活的能手，柳青就是其中一位。他1938年到達延安從事小說創作。在寫《創業史》之前，他還出版過《種穀記》和《銅牆鐵壁》。50年代，為完成一部反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史詩小說，柳青曾長期在陝西長安縣一個小村莊和農民一起生活，積聚創作素材。直到1959 年，《創業史》第一部終於完成。這部巨著原計劃寫四部，但因文革爆發，小說只完成了第二部的一部分。這部波瀾壯闊的新農村建設史詩終成殘篇。
《創業史》第一部以陝西渭南地區下堡鄉的蛤蟆灘為典型情境，圍繞先進農民梁生寶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的事情，展現農村合作化運動中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激烈鬥爭。第二部主要敘述合作社試辦的過程，通過塑造梁生寶、梁三老漢、郭振山、郭世富等人物，回答了中國農村為什麼要推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小說的主人公梁生寶是新型農民的代表，是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套用柳青的話來說，他要把梁生寶「描寫為黨的忠實兒子」。正因為有這樣明確的政治訴求，《創業史》在發表後立刻好評如潮，甚至得到文化激進派姚文元的肯定。
然而，作者利用文學灌輸無產階級新價值的良苦用心卻難以引起讀者的共鳴，相比之下，反而是那些淺顯、通俗的農村故事更受普羅大眾歡迎。至於這些通俗故事的創作者，就是以趙樹理等山西作家為代表的山藥蛋派。
趙樹理與山藥蛋派
山藥蛋派是大陸當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流派。山藥蛋即是馬鈴薯，是山西地區一種主要農作物，也是農民日常的主要食物。山藥蛋派作家主要由一批來自解放區的山西籍作家組成，包括趙樹理、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因此他們又稱為「山西作家群」。該派作品大多取材於山西農民的日常生活，並且從農民視角出發，描寫新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對農村社會的影響。這些作品不刻意灌輸外來的無產階級世界觀，而是特別注意發掘農村傳統價值中有生命力和進步的部分，並重新解釋有關觀點。在創作方法上，山藥蛋派更多地借鑑傳統話本小說的形式。由於該派作家從題材到形式都非常注重借鑑本土資源，因此評論界稱之為山藥蛋派。山藥蛋派具有如下特點：
1.
地域特徵明顯。作品多取材於作家所處山西地區的鄉村風土人情。
2.
強調社會功能。文學題材源自實際工作，目的是「勸人」和指導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工作，因此趙樹理稱這類小說為「問題小說」。
3.
追求現實主義的文學風格，按生活的本來面貌寫作，反映農村工作出現的真實問題。這類作品尊重農民的欣賞習慣，語言通俗，故事完整，富有趣味性。
趙樹理不僅是山藥蛋派的代表作家，也是大陸在20世紀40至60年代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代表作家。趙樹理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受過現代師範教育，而且一直生活在社會底層，既有改造社會的進步理想，又熟悉底層人民的精神世界。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發現新文學的局限，即城市知識分子作家雖然有顆為大眾寫作的心，但實際上並不了解農民的需要，因此新文學作品無法為農民所接受。於是，趙樹理開始獨自摸索一條通往民間的新文學之路。他把這條道路稱為「新文學的通俗化」。
抗戰期間，趙樹理進入革命根據地從事新聞工作，廣泛實踐新文學通俗化。他立志當一名「文攤文學家」，為底層農民，甚至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寫作，讓新文學作品能夠在廟會的地攤上出售，成為普通農民的精神食糧。1942年，趙樹理借鑑民間故事的形式，創作了鼓勵青年農民追求自由戀愛的《小二黑結婚》；又結合快板書和文人詩話的形式，創作了夾敘夾議的《李有才板話》，揭露地主如何剝削農民，幫助農民在土地改革中爭取自己的經濟權利。這些作品緊貼現實生活，形式新穎別致，語言通俗生動，在農民中迅速引起轟動，趙樹理也因此聲名鵲起。他的作品以小說、戲曲、秧歌、快板、話劇等多種形式，在解放區和國統區廣泛流傳。特別是《小二黑結婚》，40年代末還曾經在香港演出。1945年，趙樹理又創作了兩個作品，反映土地改革中農村複雜的社會矛盾和微妙的階級變遷，一為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一為短篇小說《邪不壓正》。這兩篇小說因為暴露土地改革中破產的流氓農民趁機竊取政權的問題，引起了不少的爭論和批評。1949年，趙樹理來到北京，繼續創作農村題材的作品，包括小說、評書、鼓詞、秧歌、戲曲劇本和電影劇本。其中比較著名的小說包括描寫農民婚姻新倫理的《登記》，反映合作化運動對農村社會影響的《三里灣》，批評大躍進時期基層幹部粗暴態度的《「鍛煉鍛煉」》，以及讚揚實幹精神、暗批浮誇風的《套不住的手》等等。這些作品以含蓄的方式，在那個謊話滔天的時代發出了正直、勇敢的聲音。
由於趙樹理作品多取材於農民日常生活中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作者處理這些問題的態度又比較溫和務實，因此很容易引起農民讀者的興趣。此外，趙樹理小說的語言質樸幽默、造型感強，人物性格鮮明、貼近生活，情節小巧，形式靈活，更是深得農民的喜愛。除了他們的支持外，趙樹理還引起了中共上層文化官員周揚的極大興趣。他把趙樹理的成功簡單地歸功於毛澤東《講話》的勝利。在周揚的大力鼓吹下，趙樹理的新文學通俗化實踐在解放區得到推廣，從而促進了解放區文藝的繁榮，同時也為新文學的普及找到方向。所以，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上，趙樹理獲得郭沫若、茅盾、周揚等左翼文化名人的極高評價，甚至獲尊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和典範。然而，面對崇高的榮譽和地位，趙樹理並不感到愉快。他發現自己對民間風格和現實主義的文學追求，並不適合新中國政治宣傳的需要。雖然趙樹理也曾試圖作出一些調整，但他始終不願意放棄為農民寫作的創作初衷，不願放棄農民代言人的責任。因此，在1949年後的文藝整風運動，趙樹理幾經浮沉，屢遭批評。60年代初，他在政治壓力下只好淡出文壇，重返故鄉。1970年， 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趙樹理在山西被殘酷迫害至死。
儘管趙樹理是一個純粹而執着的文學家，但由於他生前曾經為工農兵文藝理論所利用，直到今天，文學界對他的評價仍然莫衷一是：有的認為他的成就可以和魯迅、沈從文並列；有的認為他僅是一個被利用的民間藝人；還有的認為其作品是通俗的政治宣傳品，根本沒有文學價值。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與政治因素有關，但另一方面也與趙樹理本人對文學追求的特異性緊密相關。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文學家，對古典文學和民間藝術有特殊愛好和專門研究；而且，他在學生時代也曾熱衷於歐洲和日本的文學；50年代又奉命研讀19世紀俄國和蘇聯的文學名著，可以說，他對古今中外的雅俗文學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與大多數城市知識分子崇洋、崇雅的文化趣味相反，趙樹理一直以「本土」和「通俗」為標準，力圖彌合各階層的差異，努力尋找文學普及之法。這不單純是他個人的文學趣味問題，還與他宏大的社會理想有關。作為左翼文學家，趙樹理始終希望藉着新文學的通俗化，真正實現對中國底層農民的啟蒙。為完成這個目標，他不僅在文學上貼近農民的趣味，甚至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也一直保持着農民的生活方式，刻意對城市知識分子和文學權威表示冷淡。因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不為知識分子所理解，這是造成趙樹理在今天備受冷落的原因。客觀地說，對趙樹理的評價，至今仍然是一個具爭議的問題。但無論如何，趙樹理對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鄉土文學所作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