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大陸基本取消私有制，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的建設階段。為調動一切力量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同年5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在這文化環境相對寬鬆的一年裏，大陸文學迎來50至70年代的創作高峰，是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的「百花時期」。
然而，好景不長，1957年4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文學界的反右派鬥爭也隨之拉開序幕。作協黨組首先對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等左翼資深作家展開批判，並將他們定性為反黨集團。與此同時，各地文教機構的反右派鬥爭也轟烈地展開，大批新老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失去寫作的權利。相當一部分有影響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批評文章被打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文學的百花時期在反右鬥爭的肅殺氣氛中突然終止。
「大躍進文學」
1958年，大陸掀起「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旨在迅速改變中國農業、工業的落後狀況。在文學上，也出現大躍進的風潮。
毛澤東在這一年中發表兩個文學主張，一是提倡大力蒐集民歌，二是提出「兩結合」的創作方法，即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標誌着大陸當代文學向着共產主義形態急速躍進，預示着文化大革命的到來。
第三次文代會
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在京召開。這次會議繼續「大躍進」的調子，重申「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和「兩結合」是唯一正確的文藝方向，甚至要求文學作者全部「工農化」。同時，對雙百方針提出了更為狹隘的限定，僅允許在為工農兵服務的前提下，進行文藝的爭鳴。
這次會議之後，1962年秋，毛澤東在激進化的文學道路上漸行漸遠。他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在1963、1964年接連對文藝問題作出兩次批示，嚴厲指責50年代以來的文藝工作。文學界再次掀起大批判的高潮，打為毒草的作品範圍進一步擴大。
《紀要》：新型的無產階級文藝
1966年4月，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在上海秘密召開軍隊文藝幹部座談會，並發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全面否定1949年後大陸文藝界的工作，稱其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黑線」，聲稱要創造真正的、新型的無產階級文藝。
《紀要》的發表正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先聲，標誌着激進派全面控制文學的專制時代到來了。同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從此，大陸文學捲入整整10年的大批判中。除《解放軍文藝》外，《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收穫》、《上海文學》等重要的文學雜誌一一停刊。
1974年，激進派在上海創辦《朝霞》雜誌，大量發表工農兵業餘作者的習作，長篇小說大多以集體寫作的方式完成，水準不高，文學徹底淪為政治的傳聲筒。
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作品是江青指導下創作的八個革命樣板戲和浩然的長篇小說《艷陽天》、《金光大道》等。反對《紀要》精神的文學作品轉入地下寫作或地下流傳。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大陸各派政治力量鬥爭更形激化，並在同年4月5日演化為天安門廣場上一場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史稱「四五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抗議的民眾發表了大量反對「四人幫」的政治詩歌。這些作品在文學史上稱為「天安門詩歌」，它敲響了泛政治化時代文學的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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