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的大陸文學發展時期：1976—1985

1976年底，隨着四人幫的倒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發生巨大改變。大陸的當代文學逐漸走出泛政治化的樊籬，進入去政治化時期。

1976—1985年間大陸文學呈現過渡特徵，即政治逐漸放鬆對文學的控制、文學獨立性逐步恢復的過程。

文學環境:思想解放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解放思想」成為大陸各界不可抵擋的潮流。「思想解放」運動最初是檢討政治、經濟、文化路咏和政策，到後來蔓延到社會的所有領域。

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在全國展開「真理標準」大討論。

同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以下簡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誌着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期。在這次大會上，中共中央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觀點表示支持，並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中共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在思想解放潮流中，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也逐步鬆綁。文學界首先展開「撥亂反正」的工作。

1977年，文藝界開始全面批判《紀要》的「文藝黑線專政」論。1978年，文聯和作協的各級組織恢復運作，《文藝報》復刊。與此同時，陸續為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的作家，以及受到錯誤批判的作品平反。

接着，中共的文藝政策開始鬆動。1979年5月，中共中央撤銷《紀要》，徹底推翻激進派的文學專制路線。

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會召開，會上鄧小平明確表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徵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

文學創作的獨立性開始得到尊重，作家提出「文藝民主」的要求，並熱烈討論社會主義時期的「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階級鬥爭不再為人關心。

到1980年，毛澤東《講話》關於文學與政治關係 的金科玉律得到修正，「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總口號由「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口號所代替。

1984年12月，在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大會祝詞提出：作家有選擇題材、主題和藝術表現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發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達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至此，作家擁有創作自由的原則終於得到執政黨的認可。

1976年之後，在執政黨比較開明的文藝政策下，政治對文學的壓力逐步降低，文學的獨立地位逐步得到提高，文學創作的空間也比文化大革命時期擴大許多。然而，政治對文學的控制並未結束，局部的、短時間的文學批判運動依然存在，這種情況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時對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的批判，以及1987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1989年「六四事件」中表現得比較突出。不過，從總體上看，文學大批判不可能再形成1976年以前的強度。因此，在去政治化時期，政治對文學的控制方式正處於逐步瓦解的過程。

文學環境:文學創作

在去政治化時期，文學創作迎來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的第二個高峰，各類文體都取得豐富的成果，特別是小說得到充分的發展，詩歌也有較大革新。這一時期的文學潮流主要有「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和「知青文學」。「朦朧詩運動」則是詩壇最引人矚目的事件。

從總體上看，在去政治化時期，文學創作的獨立地位仍處於逐步恢復階段，特別是在80年代初期，基本沒有越出文學緊跟政治的原有軌道。儘管當時並沒有人來規定作家寫什麼，但有意思的是，文學作品題材的轉換依舊自覺地配合社會政治變革的進程：比如1977年，文革後撥亂反正的工作正如火如荼，一大批以控訴四人幫罪行為主題的小說紛紛發表，其中最著名的是《班主任》（劉心武）和《傷痕》（盧新華），此類小說名為傷痕文學。

接着，思想解放運動深入推行，中共中央開始清算50年代以來的左傾錯誤，而小說題材也由控訴文化大革命轉入反思歷史，文壇上湧現了一批反思文學，如短篇小說《剪輯錯了的故事》（茹志娟）、《李順大造屋》（高曉聲）、《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張一弓），中篇小說《天雲山傳奇》（魯彥周）、《布禮》（王蒙），長篇小說《芙蓉鎮》（古華）等；在散文方面有《隨想錄》（巴金）和《幹校六記》（楊絳）等；報告文學有《歌德巴赫猜想》（徐遲）等。

與此同時，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改革文學應運而生，比較知名的有《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新星》（柯雲路）、《沉重的翅膀》（張潔）等。

1978年，城市出現知青返城高潮，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生活為題材的知青文學流行起來，其中比較著名的小說有《楓》（鄭義）、《本次列車終點》（王安憶）、《南方的岸》（孔捷生）、《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曉聲）、《繼續操練》（李曉）等，而報告文學就有《一 個冬天的童話》（遇羅錦）。

在氣氛比較寬鬆的文學環境下，作家普遍擁有對現實、對歷史反思的熱情，但這些思考往往帶有明顯的集體意識，個人色彩不太鮮明。此外，由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湧入，還出現一些嘗試以現代主義手法寫作的作品，小說如《春之聲》（王蒙）、《我是誰》（宗璞），戲劇如《絕對信號》（高行健）等。

在去政治化時期，作為抒情文體的詩歌，也表現出過渡時代承上啟下的特色。

當時的詩人同樣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在歷次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歸來的詩人」，他們的詩歌繼續泛政治化時期的政治抒情詩風格，表達一代人對歷史的反思，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歸來的歌》（艾青）、《華南虎》（牛漢）、《一月的哀思》（李瑛）等；另一類是以「朦朧詩」詩人為主體的「青年詩人」，他們的詩歌受到現代主義影響，雖然也受到政治抒情詩傳統的影響，但表現出更多叛逆的成分，特別注重表達個人的情緒，代表作有《回答》（北島）、《致橡樹》（舒婷）、《黑眼睛》（顧城）、《諾日朗》（楊煉）等。在這些青年詩人的努力下，1978年「朦朧詩運動」興起，成為大陸當代詩壇最重要的事件，這場運動引發一連串的文學論爭，直接影響大陸當代詩歌，甚至文學的整體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