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香港文學界

香港位於中國的南粵地區，依山傍海，地理環境特殊，鴉片戰爭之後被清政府割讓給英國，成為殖民地。然而，和台灣文學的發展不同，香港並沒有出現大量以殖民統治者語言進行文學創作的狀況。儘管殖民者也在香港推廣英語，但流通層面限於上層精英，並以公事應用為主；對於一般知識分子和普羅大眾而言，中文仍然是日常應對的基礎語言。

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下，香港開啟了既不同於大陸，也有別於台灣的，華洋雜處、東西交匯的文化獨特格局。以下簡要介紹40年代香港新文學的概況，幫助你了解香港形成自己獨特文學風貌的原因。

香港新文學發端於20世紀20年代，早於1922年《香港晚報》、1923年《大光報》已刊載過白話散文和小說；1928 年《伴侶》雜誌創刊，更成為香港早期新文學的重要標誌。

20年代至40年代末期，香港新文學主要在大陸文學的影響下發展。在此期間，香港曾兩度成為中國戰時的文化中心。第一次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之際，第二次是在1946年到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戰亂使上海、廣州的大批文化人撤退到香港避難，國共內戰時期有不少著名的左翼作家在香港活動頻繁，如茅盾、郭沫若、夏衍、歐陽予倩、司馬文森、邵荃麟、馮乃超等。

南來作家在香港進行了不少創作，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蕭紅的《呼蘭河傳》、黃谷柳的《蝦球傳》等。當時，左派作家邵荃麟主編的《大眾文藝叢刊》在香港出版，《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等解放區的名劇也紛紛公演，這些活動給香港文壇帶來大陸左翼文學運動的風氣。另一方面，戰前的香港作家如侶倫、李育中等亦重新創作，使香港文學再現生機。

1949年，香港處於大陸和台灣的三角關係中，其政治地位更加特殊。這個左、右陣營的邊緣地帶，成為兩岸文學家頻繁往返的地方。加上日本戰敗後恢復創作的本地作家，也往往因為政治立場而有所分合，促使香港文學界進入秩序重組的階段。

1949—1955年間，旅居香港的左翼作家紛紛返回大陸，與此同時，另外一批非左翼文化人，如徐訏、曹聚仁、張愛玲、李輝英等則從大陸逃難來港。從1949年開始，香港一時間變成移民與難民的社會，更成為大陸與台灣、左派和右派激烈爭奪的宣傳陣地。可是，與中國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香港文學界仍然可以在兩大政治陣營之外保持自己的獨立，因而形成了左、中、右三派紛爭的局面。

正是由於當時的香港政府採取放任的文化政策，香港文壇的政治分歧僅限於文學界內部的論戰，並沒有蔓延為一場政治劫難。

到50年代，在本地寬鬆的政治氣氛下，香港文學開始脫離當代大陸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新文學曾經開展，因為中國政局丕變而不能在大陸和台灣兩岸延續的若干線索，反而弔詭地在這個殖民地上得以延續轉化，構成香港文學的新貌。隨着歲月推移，不得歸的南來文人如劉以鬯、徐速等在新環境下筆耕未綴，富有才華的本地作家，如崑南、張愛倫（西西）等又以其創作見證這個城市的諸般變化，由是不同於大陸、也不同於台灣的香港文學風格慢慢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