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文藝界之所以要向蘇聯學習，主要和當時大陸的政治文化氣氛有關。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曾表達「一邊倒」的政治方針，認為中國未來的政治道路要麼倒向帝國主義一邊，要麼倒向社會主義一邊，沒有第三條道路。因此，要保衛革命果實，中國就必須倒向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蘇聯文藝思潮直接影響了50年代的大陸文學，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正是從蘇聯輸入的最重要文藝觀念。
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一邊倒這個政治方針的雙重影響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泛政治化時期具有不能質疑的權威。這個觀念在50年代興起，又在80年代衰落，究其原因，這並不是文學理論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意識形態的更替所造成。下文會論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起源、內容，以及文藝界對這個理論的推動和質疑。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理論口號，源自30年代的蘇聯，一般以為是斯大林在1932年提出的。這個概念的經典定義，始見於1934年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 這個章程指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的基本方法，特別強調了蘇聯文學必須「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並指出這種方法以「社會主義精神」為指導，主要作用是
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換句話說，「寫真實」要與思想改造和教育的目標配合，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關鍵，這一點把它與19世紀歐洲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根本區別開來。
周揚的推動
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傳播過程中，周揚是一個關鍵人物。周揚是中共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文藝工作領導人。他早年留學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黨團書記。1937 年，周揚移居延安，曾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等職。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上，他當選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並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革時期，周揚受到文化激進派迫害。文革結束後，他恢復了名譽。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上，周揚當選全國文聯主席，重新擔任宣傳部副部長。
周揚是最早向中國文藝界譯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口號的文藝理論家。早在1933年11月，周揚就在《現代》雜誌第4卷第1期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一文。文中強調的不是寫真實的理論基點，而是它的時代性和階級性。周揚的理論取向，使這個概念在進入中國之初就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
1952年，周揚應蘇聯《旗幟》雜誌之邀，又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為題，撰寫一篇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論文。文中提出新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標準，認為在新中國尚未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下，文學應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就是說，為了解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發展之間不相適應的矛盾，周揚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並非一種描寫現實的方法，而是一種正確的世界觀。因此，「階級立場」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基點，而寫真實反而顯得不太重要。
由於周揚的推動，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傳入中國後變成一個政治化、理想化的口號。這個口號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緊密呼應，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功能，以及文學的宣傳教育作用。在泛政治化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常用作文藝政策的權威說明。因此，凡是對這個口號的質疑都被視為異端思想，遭到嚴厲打擊。當然，這期間也有一些文藝理論家反對周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風。
胡風的質疑
胡風在中學時代參加革命，曾任左聯書記。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風主編《七月》、《希望》等文學雜誌，團結了大批青年作家，成為國統區著名的文壇領袖，並開始建立現實主義文學理論體系。由於胡風和毛澤東、周揚等人在文藝思想上存在明顯分歧，從40年代末開始就一直遭到中共文藝工作領導人的批判。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上，胡風當選中國作協常務理事，1955年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入獄，受盡迫害，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說到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富有理論個性的文藝批評家，胡風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他以自由和生命為代價，始終堅持自己獨特的現實主義文學觀。簡單來說，胡風的現實主義文學觀的理論重點是主觀戰鬥精神，以人的感性活動為基礎，包括作家敏銳的感受力、燃燒的熱情、深邃的思想力；「強調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包括觀察體驗及反映生活的全過程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方面的能動作用。」
胡風強調文學家的主觀能動性，這與毛澤東和周揚的現實主義理論截然不同。他強調的是文學家本人對現實生活和文學作品的直接體驗，反對利用文學機械地、直接地演繹政治概念。
儘管胡風為堅持自己的文藝觀點遭受無窮的苦難，但直到晚年，他仍然認為現實主義的中心原則是寫真實，即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不能違反這個原則。這是他與周揚等文藝理論家的根本分歧所在。因此，胡風在主觀戰鬥精神的理論中特別強調，作家面對現實世界時要採取真誠的態度。他所說的「真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真實生活的寫照，一是真實體驗的傳達。從這兩點出發，胡風批評了「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兩種現實主義的流弊。
所謂主觀公式主義的作品，其創作出發點不是真實的生活，而是政治熱情。因此，這類作品是根據抽象的政治概念來演繹生活的，並不是現實的真實寫照，而是對現實的歪曲。另一方面，客觀主義的作品雖然以真實生活作為出發點，但問題在於這類作品沒有把人民在現實生活的真實體驗傳達出來，所以是另一種對現實的歪曲。
從上述觀點可以看到，胡風對現實主義的理解與其他主流文藝理論家大相徑庭。儘管胡風也是一個激進的革命者，渴望為革命的新文藝開創道路，但他始終堅持寫真實的根本原則，始終沒有放棄文學家的主觀能動性。也因為這樣，他與周揚等以服從政治需要為第一要義的文藝理論家必然發生衝突。
1952年，胡風的對手，如從前的追隨者舒蕪，以及林默涵、何其芳等，開始對他加以抨擊。他們指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胡風不同意這些人對他的批評，於是在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震驚全國的「三十萬言書」，那就是《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他全面反駁了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批判，並從共產主義世界觀、工農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和題材問題等五個方面（他的批判者後來稱之為「五把理論刀子」）作出論辯。
胡風又認為，新中國的文壇無論在文藝理論還是組織形式上，都要全面改革。比如說，在組織上，應該取消使用行政方法管理創作機構，避免行政對文學的干擾；在出版上，應取消國家控制的機關刊物如《文藝報》、《人民文學》等，創辦作協支持的群眾刊物，避免形成宗派主義；在創作上，要求評論自由，不必加「編者按」，更禁止偽造「讀者來信」；在待遇上，要求廢除作家等級制和薪金制，作家要以創作勞動自給，保持經濟的獨立；在學習上，要求取消強迫性的政治學習，改為自主學習交流等等。
顯然，胡風這份「三十萬言書」觸怒了所有掌握文化權力的領導者，包括毛澤東在內。因此，1955年中國作協決定對胡風進行徹底批判。這次大批判的聲勢十分浩大，超過以往幾次文藝 思想鬥爭的規模，幾乎所有文化名人都要對胡風事件表態，郭沫若和茅盾這兩位地位最崇高的文學家，也分別撰寫文章，大力批判。文藝思想的批判隨之升級為政治鬥爭，全國掀起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據統計，當時有78人被捕，2,100餘人受到牽連審查，而胡風本人從此身陷囹圄，長達24年。
然而，文藝界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質疑並沒有完全停止。1956年又提出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詳見后文），鼓動了文藝界爭取文藝民主的信念。在秦兆陽、邵荃麟、康濯、趙樹理等作家的推動下，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問題得以深入討論。可是，1957年發生的反右運動再次打斷了這次討論，而秦兆陽等作家也被打為右派。也就是說，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挑戰再次失敗了。1957年9月，周揚發表了著名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這篇文章可說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泛政治化時期的定音之錘，否定任何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質疑，重新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從此，這個概念的闡釋再次回到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統攝之下，成為極權思想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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