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北京知名的科學家和文藝家開會。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這次會議上就發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傳達了中央對於這一政策的具體解釋。所謂雙百方針就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這份報告給1956—1957年上半年的中國文壇帶來了罕有的「早春天氣」。文學界出現了關於現實主義、人道主義、寫中間人物等文學理論的論爭，文學創作在題材、風格出現多樣化的趨勢，一些被禁演的傳統劇目也得到恢復。
就在大陸知識界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展開尖銳批評之時，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發生政治事變。1956年2月，蘇共對斯大林全面否定；同年10月，匈牙利和波蘭都發生 爭取脫離蘇聯控制、爭取民主的事件。1957年夏天，在國際政局動盪和國內輿論的雙重壓力下，毛澤東感到知識分子的爭鳴將對統治威權造成威脅，於是再次發動「整風運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名義，要求非黨內人士給共產黨員提意見。然而，在更多的知識分子擺脫顧慮，直陳上諫的時候，情況卻急轉直下。
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的表現是對新中國的惡意攻擊，知識分子的改造根本沒有完成。於是，這次給黨提意見的整風運動突然變成了抓反黨分子的運動。在1957年夏到這年10月間，反右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在疾風暴雨中，大陸有50萬知識分子被打為右派，成為社會主義的敵人。曇花一現的雙百方針給大陸文藝界帶來的短暫繁榮就此告終。
「兩結合」的創作方法
「兩結合」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簡稱，是1958年3月大躍進運動中由毛澤東正式提出的一種創作方法。這一口號主要是為了配合新民歌運動而提出的，也是極左文藝思潮興起的重要一步。
1958年，周揚在《紅旗》雜誌創刊號發表《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一文，具體闡述兩結合的方法，宣稱：「沒有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就會流於鼠目寸光的自然主義；……當然，浪漫主義不和現實主義相結合，也會變成虛張聲勢的革命空喊和知識分子式的想入非非。」
由此可見，周揚認為兩結合創作方法的關鍵，在於把浪漫主義納入現實主義的框架。所謂「革命的現實主義」，是與人民的實踐精神相對應的創作方法，而「革命的浪漫主義」則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代名詞。
大陸每次文學風向的改變都與政治的變遷產生直接關係。周揚原先着力傳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畢竟是從蘇聯傳入的文學主張。在新的政治形勢下，由毛澤東的兩結合主張替代，是建立民族自尊的一種手段。事實上，提出兩結合創作方法，與當時中蘇兩國交惡有直接的關係。同時，中國大陸正處於「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的瘋狂冒進中，全國上下都沉浸在工、農業大發展，用三五年時間趕上英、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幻想中。這種不切實際的浮誇風，表現在文學上，就鼓吹了浪漫主義。正如郭沫若所說：「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這個口號，是在這大躍進的時代，全國工人、農民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正在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共產主義風格。這就充分顯示了浪漫主義的精神。」
「文藝黑線專政」論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掀開當代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文藝黑線專政」論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前奏，也是極左文藝思潮發展的最高峰。早在1963、1964年，毛澤東為扶助文化激進派迅速崛起，先後發布兩個批示，全面打擊大陸文藝界殘存的保守勢力，以求徹底實現其文藝思想。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第一個批示批評大陸文藝界說：「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毛澤東這個批示給文藝界帶來新一輪的「反對修正主義」整風運動。
1964年6月，這次整風運動持續半年之後，毛澤東又作了第二個批示，對全國文聯及其所屬的各個協會作出更加嚴厲的批評，說他們大多數「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在兩個批示之後，大陸文藝界儼然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特別是不擁護文化激進派的文藝界領導人鄧拓、吳晗、廖沫沙等，都因言獲罪。他們為報紙撰寫的雜文專欄，如鄧拓的《燕山夜話》
和吳南星（即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用的筆名）的《三家村劄記》，還有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都以影射時政為由遭到嚴厲批判。
與此同時，文化激進派更展開積極的活動，在1964年5月至7月間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演出了多個由江青親自培植的現代革命京劇。毛澤東親臨觀看，給予很高的評價。正是以這個活動為突破口，文化激進派正式佔據了大陸文藝界的主流地位。
此後不久，1966年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載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的觀點和內容，把文藝黑線專政論由軍隊文藝工作推廣至全國各文教、宣傳部門，掀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的極左文化恐怖政策。
文藝黑線專政論就是文化激進派在《紀要》中拋出的最重要文藝論斷。這個論斷認為，文化戰線上存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認為文藝界在建國以來，由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
其實，所謂的文藝黑線，只是文化激進派對一切與他們不一致的文藝觀點的誹謗。在全面否定過去一切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文化激進派極其自信地認為，可以依靠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開創人類歷史新紀元的、最光輝燦爛的新文藝。然而，文學創作的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種政治臆想。
《紀要》和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出現，不但標誌着文革序幕拉開了，也意味着文化激進派全面控制大陸文壇，極左文藝思潮的泛濫達到頂點，成為大陸文學界的統治思想。自此，大陸的當代文學進入黑暗的文化專制時期。
「三突出」的創作原則
在提出文藝黑線專政論之後，文化激進派再以「三突出」的主張來建設全新的無產階級文藝，成為當時的文藝憲法。三突出的原則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據此，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學作品，所有人物都區分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三個等級，而英雄人物又繼續細分為主要英雄人物和一般英雄人物兩個等級。這些人物無論處於什麼等級，其語言行動的刻畫都要為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服務，或者起到陪襯、烘托的作用；通過他們的鋪墊，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更為光彩奪目。不僅如此，這個主要的英雄人物還在整個作品中主導一切，支配一切；他（她）雖然出身貧寒，但是並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無產階級新人」的代表，是救世主的化身。
三突出的創作原則普遍運用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學中，是「階級意識」在文學中的直接體現。在這個原則之上，還衍生出
一系列文藝創作的條條框框，如「多側面」、「多浪頭」、「多回合」、「多層次」等五花八門的「三字經」。這些原則極大地戕害了文學創作的自主性，是極左文藝思潮在文學創作上的惡性表現。
激進的極左文藝思潮是泛政治化時期佔主導地位的文學觀。這一潮流對中國大陸泛政治化時期的文學創作產生巨大的影響，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理論上保證了一體化文學規範的實現。
也就是說，在極左文藝思潮的高壓下，大陸文學創作形態呈現出高度的單一化趨勢，包括創作的題材、風格、方法等幾個方面。
就題材而言，極左文藝思潮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因此，為緊密配合宣傳任務，文學作品嚴格地區分為不同的類型。有的是按社會分工的，比如農業題材、工業題材、軍事題材、知識分子題材等；有的是按歷史年限的，如革命歷史題材。這些題材又有主次之分，重要題材如反映農業、工業發展和現實鬥爭的，往往更受重視和表彰，而次要題材如講述知識分子、歷史、日常生活的，則容易引起爭議和批評。題材的限定，也就是一體化趨勢的保證。
就創作的風格而言，極左文藝思潮要求文學以政治標準為主，藝術標準為次。文學首先要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塑造英雄人物，描寫生活的積極面。因此，言情、武俠、偵探等通俗文學和諷刺性的文學均不能繼續存在。即使是在嚴肅、正面、反映革命生活的文學作品中，也只有奔放、雄偉、剛健、熱烈的風格被視為時代精神的寫照，而除此以外的其他種種風格，都有可能引起批評。因此，這個階段的文學創作風格是相當單調的。
就創作方法而言，極左文藝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就是兩結合和三突出的創作方法。這些方法的運用使這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具有明顯的政治象徵意味；當中的人物都是極具理想色彩的英雄形象，而且多以戲劇衝突的方式結構作品。對於創作方法的規定，文學一體化趨勢更形鞏固。
激進的極左文藝思潮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一種「無產階級的文學實驗」，顯示出建設獨立文學觀念的努力，但它的局限也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極左文藝思潮是一種一元化的文藝專制思想。這股文藝思潮拋棄中外文學遺產，不承認文學具有其他的發展可能，試圖憑空建立一種「全新、健康、純潔」的無產階級文藝。正由於這股思潮的完全排他性，致使文化激進派的文學實踐找不到可資借鑑的現成形式；文學作品失去質感，成為沒有生命的政治口號，導致文化激進派的文學理想成為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文化空想。
儘管把兩結合視為對馬克思文藝理論的發展，但實際上，這個口號並沒有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以外的內容。文藝界熱烈討論兩結合這種創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高壓下的曲意逢
迎。這個概念的文學意義雖然非常有限，但卻標誌着中蘇關係惡化後，大陸對蘇聯文藝理論的背離。正如有學者指出：「它既喻示了中國重建獨立文化身份的決心，也在權宜之計中暴露了理論積累的不充分，它所有的資源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政治文化一步。在它的引導下，中國文學陷入了更加政治化的境地之中，或者說，是在國內國際政治力量的角逐中，文學被作為代價支付了—它並沒有被當作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範疇，而僅僅是意識形態鬥爭敏感的反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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