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始於1949年。這一年之所以成為上限，主要是以社會歷史的重大事件為斷代依據。1949年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中國終於從連年戰爭的深淵中解脫出來，中國共產黨統一大陸，於1949年10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原來統治中國的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則退守台灣，從1949年起至今與大陸形成隔離對峙的局面；至於位處南中國的香港，當時仍然作為英國的海外殖民地而存在，統治權歸英國所有。從此，中國形成了兩岸三地相互分離的政治格局。這裏要說明的是，「兩岸」指位於台灣海峽兩岸的大陸和台灣，「三地」指大陸、台灣和香港。由於政治上的隔離，中國文學的格局在1949年之後也相應發生了改變，出現了大陸、台灣和香港三地文學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態勢。
總體說來，1949年後，隨着大陸的統一，中國文學界卻陷入了嚴重的分裂。兩岸三地的文學逐漸脫離20世紀中國文學啟蒙與救亡的總主題，分別進入自己的發展軌道。其中，大陸文學進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學的階段，台灣文學則搖擺於反共復國的宣傳與純文藝的軌道之間，香港文學漸漸積澱其特有的城市與本土意識。關於三地文學的歷史發展分期和特徵，將在後文繼續介紹。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先來了解一下中國當代文學發生背景—40年代的中國文學。
中國當代文學的分化並不是在1949年突然發生的，它的形成有其歷史背景。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的左翼作家與其他非左翼作家之間就不斷爆發矛盾衝突。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文壇雖然一度出現短暫的團結，但進入40年代之後，中國文學界就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當時，由於戰爭的影響，中國被劃分為淪陷區、國統區和解放區三個區域，淪陷區由日本侵略者佔領，國統區由國民黨控制，解放區由共產黨領導。由於這三個地區人民的社會生活、精神風貌和歷史境遇差異巨大，文學的發展也就出現了三種迥然不同的趨勢。相對應的，在淪陷區出現了以消遣娛樂為主的殖民地性質的「淪陷區文學」；「國統區文學」既包括右翼的政治宣傳品，也包括堅持文學獨立的自由主義作品和社會批判的左翼作品；在解放區，社會批判的左翼文學風格由毛澤東所倡導的「工農兵文藝」所代替，「解放區文學」呈現一派歌頌共產黨、歌頌新社會的氣象。由於延安是解放區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文學工作者最為集中的地方，延安的文學實踐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因此，解放區文學也稱為「延安文學」。
這裏要補充說明一點，解放區文學與另外兩個地區文學的最大區別在於它是唯一有統一思想指導的文學實踐，其文學綱領就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政治標準第一，藝
術標準第二」等重要命題。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對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由此可知，毛澤東工農兵文藝思想的核心就是強調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否認文學具有獨立地位。在毛澤東的號召下，解放區的文學實驗大規模展開，這種文學形態的特點是，把文學作為政治宣傳的有利武器，致力於塑造無產階級新人（指認同了共產主義思想的農民、工人、士兵）的健康形象，並以樂觀的基調和通俗易懂的方式為全中國人民描繪理想社會的美好藍圖。它構成1949年後中國大陸文學的基本雛形。
儘管上述三個地區三種文學的內容、題材和風格有明顯的差異，但它們背後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抗戰建國。對於文學家們來說，抗戰的任務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際已然完成，因而建國就成為絕大部分作家所關注的中心議題。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傾向國民黨的右翼作家、傾向共產黨的左翼作家，以及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作家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作家的不同態度和抉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命運。其中，左翼作家和部分對國民黨失望的中間派文學家選擇留守大陸，左派如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中間派如沈從文、錢鍾書、俞平伯等人，還有從國外歸來的著名文學家，如老舍、曹禺、卞之琳等，他們都滿懷熱情地期待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誕生。至於大部分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右派文人或自由主義作家，就選擇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如胡適、梁實秋、蘇雪林等人。另外，還有一些非左翼的文人在1949年前後前往香港，或者再流轉到海外，如徐訏、張愛玲等人。在經過了兩三年頻繁的文學遷徙之後，兩岸三地基本形成了各自的文學陣營。但是沒過多久，除香港之外，大陸和台灣的文學界分別進入新一輪的秩序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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