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階段是泛政治化時期（1949—1976年）。建立全新的無產階級文藝，鞏固中共在文化上的領導地位是這個階段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
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後，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提出了「工農兵文藝」觀，成為當時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文藝方向。為貫徹工農兵文藝觀，實現文學規範的「一體化」，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毛澤東本人和周揚等文藝工作領導人，借助手中掌握的政治、文化權力，嚴厲打擊持不同觀點的文學理論家如胡風等。
20世紀50—70 年代，大陸文壇逐漸走向文化專制，文學批評變成純粹的政治裁決，「大批判」成為主要的文學生活方式。隨着批判範圍不斷擴大，極左文藝思想大行其道。
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以江青、姚文元為代表的文化激進派控制了整個文壇，凡試圖與之抗衡的文藝理論家都逐一遭到肅清。當然，在文化激進派崛起的過程中，有些文藝家和作家也曾利用執政黨調整文藝政策的機會，抵制極左文藝思想的泛濫。比如說，1956年「雙百」，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想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這些努力卻無法抗拒政治權威的干擾，那些表達了不同意見的人都為自己的言論付出沉重的代價。因此，激進的極左文藝思想是這個時期起着主導作用的文藝思潮。
第二階段是去政治化時期（1976—1985年）。「撥亂反正」是這個文學過渡時期的首要任務。1977—1981年間，文藝界組織多次座談會，批判極左文藝思想。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周揚，主動反思自己的文藝思想，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進行討論，推動批判極左文藝思想。
第四次文代會後，執政黨明確提倡文藝民主，並公開批評和檢討毛澤東的《講話》，將「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改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文藝政策大為寬鬆。相應地，在80年代初，文學「現代化」成為文藝界謀求變革的共同心聲。大量西方文藝理論著作引介進來，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的方法日新月異、層出不窮。
毛澤東的《講話》雖然仍視為文學藝術的指導方針，但其獨尊地位實際上已經大大削弱。在文學現代化的旗幟下，現代主義成為這個階段最具吸引力的文藝思潮，在詩歌和小說界先後發生關於現代主義的文學論爭。
第三階段是多樣化時期（1985年至今）。在這個階段，大陸與外國文化交流渠道日益暢通，
新銳的西方文藝思潮迅速介紹進來。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解構主義、符號學、後殖民理論、新歷史主義、大眾文化研究等理論，紛紛登陸；現代主義獨領風騷的局面被打破。
到90年代，現代主義逐漸式微。主要原因是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少知識分子心存戒懼或者心灰意冷，放下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精英心態；再者，大陸的文化生態受到市場經濟的顯著影響，現代主義的精英取向也難以拓展讀者市場，其中心地位因而迅速喪失。
繼之而起的是後現代主義文藝思潮，鼓吹去中心、反權威、零散化、無深度的寫作。這一文學理論與先鋒小說的退潮和大眾文化的興起相伴隨，成為90年代的一門顯學，也成為多樣化時期最重要的文藝思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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